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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·谭嗣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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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,谭嗣同(1865—1898),字复生,号壮飞,汉族,湖南浏阳人,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维新志士。他主张中国要强盛,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,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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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,谭嗣同(1865—1898),字复生,号壮飞,汉族,湖南浏阳人,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维新志士。他主张中国要强盛,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,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。公开提出废科举、兴学校、开矿藏、修铁路、办工厂、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。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。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,失败后被杀,年仅三十三岁,为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。代表作品《仁学》、《寥天一阁文》、《莽苍苍斋诗》、《远遗堂集外文》等。

历史评价

千古罕见真贵族

再过数百年,人们也很难想象,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。

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:1840年、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,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,“安知蕞尔微三岛,竟敢横行大九州”!内忧外患,国仇家恨,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;那拉氏乾纲独断,发动政变,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;天地同悲,万马齐喑;礼仪之邦,原是人间地狱!

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:危难时刻,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,爱国不必忠君,为国家争国格、为同胞争人格,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,行开天辟地之壮举。

如鲁迅先生所言: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拚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超前见识羞今人

“二千年来之政,秦政也,皆大盗也;二千年来之学,荀学也,皆乡愿也;惟大盗利用乡愿,惟乡愿媚大盗。”——也就是说,二千年来,无非上面是强盗,下面是奴才;上面是霸道,下面是苟且;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,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;上面指鹿为马,下面难得糊涂;上面黑,下面厚……,主子使唤奴才,奴才献媚主子。

“君也者,为民办事者也;臣也者,助办民事者也。赋税之取于民,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。如此而事犹不办,事不办而易其人,亦天下通义也。”——也就是说,领袖也好、官员也罢,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,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。

“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,向使海军如英、法,陆军如俄、德,恃以逞其残贼,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,而彼白人焉,红人焉,黑人焉,棕色人焉,将为准噶尔,欲尚存噍类焉得乎?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,天实使之。” ——也就是说,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,只会是越强越祸害,此番石破天惊的“卖国”言论,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“愤青”?

勇气人格耀中华

1897年1月,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、君主、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《仁学》,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:“生民之初,本无所谓君臣,则皆民也”,“废君统,倡民主,变不平等为平等”;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“惨祸烈毒”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,君为臣纲“尤为黑暗否塞,无复人理”。

1898年6月11日,光绪皇帝诏告天下,宣布变法;8月21日,谭嗣同应召抵京,“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”,参议新政;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,囚禁光绪皇帝,大肆抓捕维新领袖,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。

“嗣同闻变,竟日不出门,以待捕者”,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: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,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。”日本使馆愿提供“保护”,被谭嗣同慨然回绝。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”的谭嗣同,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。

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,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、谋幸福,“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”,“虽千万人,我往矣”;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: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,实为华夏第一人杰,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,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,引导、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、毋宁死的热血儿郎。 ▲

人物生平

早年生活

1865年(清朝同治四年),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,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。

1870年(同治九年),谭嗣同五岁,时得重病,昏死三日,竟又奇迹般复活,故名“复生”。

1875年(光绪元年),谭嗣同10岁时,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。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,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,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。他读书务求广博,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,文章写得很有才华。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,在课本上写下“岂有此理”几个字。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,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“义侠”大刀王五结交,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。

求学经历

1877年(光绪三年),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,他又师从涂启先,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,开始接触算学、格致等自然科学。此后又到兰州,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。

1884年(光绪十年),谭嗣同离家出走,游历直隶(今河北)、甘肃、新疆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山东、山西等省,观察风土,结交名士。

1888年(光绪十四年),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,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,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、史地、政治的书籍,丰富自己。

维新之始

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)4月17日,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,即努力提倡新学,呼号变法,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,集同志讲求钻研,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、掌故、舆地等新式课程。

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)5月2日,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,要求拒和、迁都、变法。深重的民族灾难,焦灼着谭嗣同的心,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,坚决反对签订和约,对清政府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”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。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,开始“详考数十年之世变,而切究其事理”,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。他感到“大化之所趋,风气之所溺,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”,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,才能救亡图存。

1896年(光绪二十二年)2月,谭嗣同入京,结交梁启超、翁同和等人。

创作仁学

1896年(光绪二十二年),谭嗣同旋奉父命,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,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、湖南、湖北等地,后在南京候缺期间,开始创作著《仁学》。

1897年(光绪二十三年)1月17日,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《仁学》,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。

维新志士

1897年(光绪二十三年)2月,谭嗣同回到湖南,在巡抚陈宝箴、按察使黄遵宪、学政江标的支持下,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,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。自己担任了分教习,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,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,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,“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,又多言清代故实,胪举失败”。孔子改制、平等、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,日益恢张。他还把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,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,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。又倡导开矿山、修铁路,宣传变法维新,推行新政,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。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初,谭嗣同创建南学会,办《湘报》,宣传变法,抨击旧政,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。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6月11日,光绪颁布《定国是诏》,决定变法。同年8月,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,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。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9月5日,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、刘光弟、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,参与变法。次日,光绪又召见他并说:“汝等所欲变者,俱可随意奏来,我必依从。即我有过失,汝等当面责我,我必速改。”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,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。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,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,发动兵变,废黜光绪帝,一举扑灭新政。谭嗣同密会袁世凯,要袁带兵入京,除掉顽固派。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,然后率兵入京。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,向荣禄告密,荣禄密报西太后。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9月21日,西太后发动政变。慈禧连发谕旨,捉拿维新派。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,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,多方活动,筹谋营救光绪帝。但措手不及,计划均告落空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,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。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: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9月24日,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。

英勇就义
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,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。变法失败后,于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,年仅33岁。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、杨深秀、刘光第、杨锐、康广仁,六人并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1899年(光绪二十五年),他的遗骸运回原籍,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。▲

故居

谭嗣同故居,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,始建于明末清初,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,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,故居南北朝向,全木结构,工艺精美,古朴庄重,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。故居原为周姓房产,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。清咸丰九年,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,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,因其官阶显赫,奉旨命名其宅为“大夫第官邸”,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“大夫第”。1996年11月,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2年4月,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98年,时值谭嗣同就义100周年时,浏阳市政府组织力量对故居残存建筑进行了修缮,并重建门楼,同年9月对外开放。但是由于历史原因,1994年在浏阳旧城改造中,有关部门拆除了故居北面、南面的建筑和门楼,并在北面建了一栋7层居民住宅楼。2000年,浏阳举办第二届中国特产文化节,有关部门将故居南面房产部门拆除后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,建成了现在的公共绿地。所以现在建筑占地面积只有780平方米,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。故居北面部分墙体已经上硝、起霉、变形,何春平说,这主要是因为北面居民楼附属的煤棚紧贴故居墙体造成的。

浏阳市旅游部门正和规划部门联手,提出关于谭嗣同故居及其周边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设想。根据这个设想,周边不合适建筑将在拆除之列。在浏阳市规划局副局长金先林看来,恢复原貌没有政策性的障碍,按照有关法律规定,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0米之内都不能有建筑,得知有关部门想将谭嗣同故居恢复原貌的消息后,谭嗣同的第四代孙、湖南株洲海联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谭志宏很欣慰:“明年是谭嗣同殉难110周年,作为后代,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,比如准备请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铜像,立在故居旁边。”

现在是最好的实施时间,“近年来保护历史建筑已成共识,有很好的民意氛围;其次恢复故居和建设广场所要拆迁和占用的房产多是政府部门所有,拆迁并不复杂。” ▲

主要成就

参与变法

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,主张中国要强盛,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,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。公开提出废科举、兴学校、开矿藏、修铁路、办工厂、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,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。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,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;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的戊戌变法,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,整顿官制,革除弊政,最后怀着“愿以颈血刷污政”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,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、新思想,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、旧思想。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、平等、自由是虚假的,但是他用博爱、平等、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,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,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,有它突出的进步性。

思想体系

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,交往师友众多,强调兼收并蓄。谭嗣同在《仁学》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:“凡为仁学者,于佛书当通《华严》及心宗、相宗之书,于西书当通《新约》及算学、格致、社会学之书,于中国书当通《易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史记》及陶渊明、周茂叔、张横渠、陆子静、王阳明、王船山、黄梨洲之书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、理学、佛学、诸子学和西学。经学提倡今文经学,理学提倡王阳明、陆九渊的心学;佛学提倡禅宗、华严宗、唯识宗;诸子学提倡庄子、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、黄宗羲等的思想;西学攻格致、算学、社会学。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,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,既有宗教、哲学又有政治思想,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。

仁学之论

谭嗣同在1897年(光绪二十三年)于南京“闲户养心读书,冥探孔、佛之精奥,会通群哲之心法,衍绎南海之宗旨,成《仁学》一书”,《仁学》是一部将哲学、宗教、科学冶为一炉,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,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。成书五十篇,分为二卷,五万余字。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,也使得《仁学》成为他的学术绝唱。

哲学

《仁学》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,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、释、道、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、社会政治经济学说,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。在《仁学》中,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,其本体是“仁”,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“仁”的作用,故称他的哲学为“仁学”。“仁”是万物之源;“以太”构成万物的本质,是“不生不灭”的;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“变易”,没有“存亡”,只有“聚散”,没有“生灭”。

佛学

谭嗣同对佛教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,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,谭嗣同将他的研究、实践成果纳入《仁学》之中。谭嗣同接受佛学,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,并且有着“自贵其心”、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。在学术上,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,“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”,“故言佛教,则地球三教,可合而一。”在谭嗣同看来,佛教积极入世、普渡众生的精神与“孔孟救世之深心”是一致的。“度众生外无佛法”。《仁学》一书,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、经世致用,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。▲

轶事典故

剑胆琴心

与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,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,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。但很多人都不知道,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,就有“剑胆琴心”的雅号。 在才常路的“谭烈士专祠”里,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,那年他32岁,外穿月白色长衫,内着玄色武士装,左手叉腰,右手持剑,浓眉俊目,闪闪似电,有一种立如山岳、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。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,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。

佛学彗星

在中国历史上,有两个人被誉为“佛学彗星”,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,他只活了三十岁,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《肇论》,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;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,他活了三十三岁,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,如果说僧肇是“理论佛学”,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“应用佛学”的领域,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,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,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。

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,外辱内乱,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,而此间此刻,佛法的悲悯的关怀,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?举目所望,诚令人大失所望,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,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,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,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。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,挥舞佛学之剑,劈荆斩棘、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。

乡邻撰联

有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:“壮矣,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,终成国恨;快哉!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,长醒吾民。”正是化用了那首《狱中题壁》的诗意。

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“中的“去留”可以作死生讲,嵇康的《琴赋》有“委天命兮任去留”,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有“曷不委心任去留”,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;也有人认为“去留”不是“去”和“留”两个对比的意思,而是要留下什么。

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”是谭嗣同谭公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。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,死为变法而死,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,像昆仑那样高耸,谭公生如昆仑,死如昆仑。“谭在狱中,意气自若,终日绕行室中,拾地上煤屑,就粉墙作书,问何为,笑曰:作诗耳。”▲

作者: 诗词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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